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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乌托邦》导演盛志民:资本最终战胜内心

Updated: Apr 18, 2022

马然/采访整理 


《再见乌托邦》导演盛志民


新浪娱乐讯 《再见乌托邦》在第3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做了两场世界首映,之后新浪娱乐采访了导演盛志民,话题有关摇滚以及摇滚之外。

  也许可以把盛志民看做一个很低调的电影人,读他的履历,从音乐到电影……鲜活、精彩的程度不让那些他曾经合作过的独立电影导演,如陈果、贾樟柯等人,但是07年他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凭借自己的处女作《浮生》捧起一座“亚洲最佳新人奖”的奖杯,似乎标志着一个新征途的开始。盛志民作为大陆独立导演中的“老兵新人”,看事情自有其独到而敏锐之处,所以对他而言,《再见乌托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摇滚音乐纪录片,不是一部单纯的摇滚访谈录——通过那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物的故事和他们的讲述,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乌托邦年代渐行渐远,而这部作品本身,大概也是这个自称很“悲观”、却也“十足理想主义者”的导演能够与过去一部分的自己对质的最好方式。

  “当时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活,别的什么都不要了”

  新浪娱乐:你在某个时段之前的工作其实是和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后来会开始尝试在电影方面发展……中间有什么故事?

  盛志民:我大学学的其实是建筑结构。后来毕业就什么都不要了,工作也不管了,就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当时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活,别的什么都不要了。条件是艰苦点,但是很兴奋。那个时候王晓京来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做一个PARTY,我就说,好啊。那是在当时北京很有名的外交人员大酒家,此后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内,那都是北京一个非常重要的摇滚乐的据点。

  一直到93、94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天,滚石在王府井饭店发“黑豹”(乐队)白金唱片,那种场面让我想,这帮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那种特别豪华的场所),和我们以前的生活没有关系,我就决定和摇滚乐不再继续了。那种心情,用语言不是能特别准确说出来。

  做PARTY的时候,要说是搞宣传,主要针对的群体是一些老外,因为考虑到在90年代初的时候30块钱一张票也不便宜。我和我拍档经常坐在外国朋友车里去使馆和外交公寓里面贴PARTY的广告;有时还会在报刊上做一个小的消息来宣传。这个也许对之后和孟京辉合作、替他宣传有所影响吧。

  然后我93、94年就和孟京辉一起做舞台剧、戏剧、话剧,一直到97年就没有和孟合作了,就转去拍电影了。当时和张杨拍《爱情麻辣烫》,拍完以后,也有了一些行业内的工作经验。有一天,因为帮当时还在北京的嘉禾做CASTING,就来了一个人,一个小矮胖子——因为那个时候听说有一个香港导演花特别少的钱拍了一个电影,我就问他说,你知道这件事吗。他就一看我说,我拍的!我就是陈果。就是这样认识的陈果。后来一直合作,也和贾樟柯有合作……

  新浪娱乐:从一种媒体创作到另外一种媒体创作之间的转变,比如从孟京辉的舞台剧的经验,到电影的经验,会给你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你之后的电影创作有什么有趣的影响呢?

  盛志民:当时戏剧的经历,真是让人很舒服的,就和你当年找到摇滚乐是一样的。当时我(和孟京辉)从《阳台》开始,到《我爱XXX》等三四部作品,《阿Q同志》是被禁演了。非常过瘾——尤其是《我爱XXX》,让你找到了一种劲儿,就是一种全新的演出的舞台形式,你表达的东西,和你最后演出的那种锋芒,比如临时转换场地、去日本演出等等。

  怎么说呢,当时就是希望自己有些变化。正好很巧,自己也遇到一个机会。我觉得对我拍电影来说,比较有帮助的一方面是,我知道自己怎么和演员工作——因为舞台剧需要你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和演员在一起。你能够很清楚地把握演员的心理和才华。

  另外老孟是一位很出色很牛的导演,他的奇思妙想和风格,对我自己真有很大影响。

   与陈果合作 “电影可以这么拍!!!”

  新浪娱乐:作为一个“第六代”导演,和其他第六代导演合作,比如贾樟柯、张杨合作,尤其是97年之后和陈果合作的经历都很有趣,这些经历与你自己的创作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盛志民:拿陈果来说,你当时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拿70、80万怎么能够拍一部电影。在张杨、罗异(PETER LOEHR)他们拍“爱情麻辣烫”的时候,还会感叹说两三百万太少了,怎么够拍一部电影。后来听陈果说他自己怎么可以拿70万拍一部电影,才明白说,喔!电影可以这么拍!!没有想到,他们居然可以三四个人就拍出作品来。

  记得有一次,他拍《去年烟花特别多》的时候,我一定要来香港,不是来玩儿的,就是来看他怎么拍戏。当时来香港还没有那么方便,我拿了一个什么证件,还被人搞错了。当天回到北京,重新办了手续才来的香港,就直接去现场拍戏。

  电影里有一场戏是在中环打枪的戏。周围有居民投诉说太吵,香港警察就来了,说不让拍。陈果就说,拍,继续拍。我说,怎么拍,他说,不出声地拍。于是所有演员都在现场不出声地比划,只做肢体动作——这样你就不能投诉我了吧。陈果对我说,回来做后期……我当时还给他们举杆儿,问说还录什么呀?!他就说,现在录环境,回来贴声音。这种对环境适应的灵活性,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我当时呆了三五天,就看他的拍摄方式,觉得给自己打开了一扇门,知道电影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完成。

  再往后就是《榴莲飘飘》,我就特别好地融入了他们的制作状态,很快乐。

  关于同贾樟柯的合作——其实之前没有真正去中国底层看过,即便你看到一些人,也不会进入他们的生活。当时小贾不是有一句话,说真正的中国不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还是在中国的县城。拍《站台》前前后后有一年在山西,你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小贾话的含义。

  包括现在我在拍另外一个片子,去了鸡西,旁边有一个煤矿。我去了一看,那里和贾樟柯的《小武》基本没有改变,街边还是有那种“卡厅”(卡拉OK吧),就是唱一首歌还是轮着交钱的那种——整个地方的氛围和面貌,大概和中国的大城市差了有二十年的样子……这样的体验,看得到一种真实的、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的状态。

  我个人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一直都在和好导演工作。

  再见乌托邦——自由的代价

  新浪娱乐:拍《再见乌托邦》的时候,你那么几个月,手里的材料应该很多,你有一个什么主导的想法来做剪辑,来构建你要表达的想法,让我们现在看到的片子是现在这个样子?

  盛志民:其实昨天观众问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观念是,这个时代肯定已经过去了,但是它是怎样过去的……我很想看80年代以来到现在的一个改变;在整个80年代切身感受到自由,而那种自由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其实这个片子,本来想叫做“自由的代价”,但是它太直接了。80年代有太多外来的思想,有太多自由,但是很多东西后来戛然而止……直到93年以后,再打开的时候,所有商业的东西都来了的时候,你再来看我们这一帮人和我们为之付出的东西,这是我最开始的想法。

  以小柯(“做梦乐队”的吴柯)的事情开端真的是一个契机,那些日子我想起来他,想知道他究竟怎么样了,就把拍片子的想法和我的监制说了,他同意了。

  这也是我自己看这个年代。整个片子中,一定要有《一无所有》、《一块红布》,以及何勇的《垃圾场》,这些贯穿时代的东西。

  新浪娱乐:吴柯没有来1994年的红磡演唱会……

  盛志民:没有来。因为商业机制的介入,当时整个摇滚乐的面貌已经有所改变了。吴柯已经不在“做梦乐队”了……只有唐朝是乐队,而张楚、窦唯、何勇,当时都只是个人了。

  仔细看我的纪录片,你可以看到,其实当时真正困扰摇滚乐的问题,就是一个“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我的“再见”和“乌托邦”是分开的,这是我说“再见”,而“乌托邦”就是那个年代。

  新浪娱乐:你说这个同时也是一部很个人的作品……

  这部作品也是关于我这帮朋友,包括我自己,在80年代的时候的一路走来的过程……其中有兴奋,还有更多一些东西需要思考。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当它来的时候,谁都不能预测发生什么,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我在做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纪录片,里面采访的人,都是如今颇有分量的艺术人物,比如严培明、岳敏君、侯翰如、费大为、徐江、徐冰等等,我一直在追问他们,你们当年为什么80年代都去了美国??

  他们给了很多不同的答案,还是要提到东西方的问题(和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相通的)。回到中国摇滚乐的话题上来,摇滚从形式上来说是很容易接受西方影响的东西,我们在内心需要爆炸的时候,等到了它的到来,于是,我们都张开了双臂,热情地拥抱它。我们跟着商业机制走,我们幻想就此可以一生过自由的生活,可以坐上大篷车,每天去演出,多少女孩和我们在一起,对自由充满希望。而红磡94年的演出,则象征一个顶点。那一天改变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这次演出毕竟也是一次的商业行为。97年,一切都结束了,你可以看到自由背后带来的是什么。

  我觉得纪录片结尾有一句话很重要,张楚说,“过去的思维都不对,放在现在都不行了,(现在)不能用过去的思维思考了”。

新浪娱乐:片子里还有很重要的一条线,是一个叫做畅的少年,他在一个摇滚圈子的人经常使用的录音室/排练室打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也搞创作……这条线非常有趣,怎么想到也拍这个少年的,甚至还跟着他回了家。

  盛志民:偶然和他聊天,就问他是怎么到北京的。其实他家在山东嘉祥县,是墨子的故乡,他家里很穷……我就问他,你家人怎么会让你来的,因为家里全靠爸爸背煤养活一家人。他就说,因为他喜欢音乐,然后他家人就出钱让他去了音乐学校,后来他上网发现这个排练室招人,他就带着两百块钱来了,就是为了离音乐更近一点。其实他单纯的这个思维,和当初80年代那些搞摇滚的青年,没有本质的区别。

  拍着他,就想去看看他的生活环境。因为他的很多周围的青年人都在山东的其他大城市打工,而他们在过节的时候都会回来。我就想看看他在生活中,和朋友们见面的状况。

  他们唱BEYOND的这首歌《真的爱你》,也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就让他们随便唱一个歌,什么都可以,他们就唱了这一首。当时也有访问这些小孩儿,他们对我说,他们真的是从这首歌开始喜欢音乐的。很多在底层的孩子,都是从这首歌开始的……我没有想故意煽情。

  但是我知道,畅的故事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比如你看后来他的访问,他使用的语言,他说“彩铃”、“合约”、“独家”、“非独家”、没有宣传了……我觉得这个片子仔细来看,我就觉得他语言的方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畅有一句话说,我要用他们的方式,做主流的东西,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他这些念头哪里来的……绝对不是他自己想出来了,是外面给他的,是由外到内的,而当年那些人,却是由内到外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区别。

  新浪娱乐:有场餐厅的戏,一边是打工的畅和他的朋友在拉面馆吃面条,另外一方面是何勇和DJ张有待在一个豪华餐厅见面的一些谈话。这种对比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盛志民:这个是我有意的一个并列,不是一个纪实性的并列。

  这边的小孩儿谈得是生存问题,另外一边谈的是生命问题。我个人觉得,那批人其实还没有把自己拉下来,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态度。其实我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一直逼问他们对当下和音乐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张楚说,我要回到自然吧,自然和我是最好的,这种状态多少有点虚无。虽然他们自己对过去有所反思,但是我要问的也许是,那么你现在找到答案了嘛?你找到对的东西了吗?当年他们音乐和时代是那么契合,人心都和你们的音乐一起律动,但是如今呢……

  大概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当时,摇滚乐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位置,相当之高,电影的这批人,在中间,而当代艺术的人,大概是相较而言比较低的;但是如今,电影的这批人也许和从前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当代艺术成为最高点了。你看到这个倾斜很有意思,但是这种转变对那些人都影响巨大。我个人觉得也许这些艺术家、摇滚乐手有各自的问题和性格的遗憾之处,但是我主要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文化环境的问题。现在唱片都没有了,不是中国的问题而已,是全世界都没有了。我剪片子看那些摇滚圈的领军人物,有一些细节很动容,因为你知道他们想理清楚自己和现实生活的关系,而且他们想回来……很清楚,你能够看到代价是什么。

  93-97年,整个开放令环境变化太快了,他们必然会牺牲。

  新浪娱乐:放映以后的问答环节中,你提到自己体校的时候和唐朝乐队的张炬曾经在一起训练?

  盛志民:那是我高中时候的事情。当时自己长得高,也壮。一直在体校训练,本来是练习跳高,当时我什么都行,但没有特别突出的,后来改练“七项全能”——张炬和我是一个教练的学生。我们俩当时都还小。

  体校的时候,每天训练完了会给你一块巧克力——很老式的,黑色的那种,你们都未必见过;一瓶酸奶。当时张炬会看我没有了,给我分着吃。这样一起训练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就不再去体校了,和他没有太多联系了。上了大学以后,重新进入这个圈子里面,碰到就说,原来我们曾经一起在体校训练呢。

  新浪娱乐:这部当代艺术的纪录片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盛志民:今年夏天吧。但是这部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纪录片是给法国电视台做的一个片子,大概会在一个艺术博览会开幕放映,我和一个法国导演,各自拍一部片子。

   希望网络放映 建立小型摇滚基金

  新浪娱乐:什么时候国内会看到这个片子?

  盛志民: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片子放到网络上,然后把点击率的收入之类,全部捐给一些和摇滚有关的人和事。这个网络平台,类似新浪或者土豆这样的网络平台,得到的一个基金,大家急需用钱都可以拿来用。我现在在试探性看能不能做。

  拍片子拍了这么久,对于那些受访者,我也没有什么好回报的,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把那个收入,就算不多,也可以回馈给他们。我自己一分钱都不动,谁发唱片了、老同志生病需要钱了,唱片设计之类的。

  新浪娱乐:一直以为“再见乌托邦”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再次见到乌托邦的意思。

  盛志民:其实不会了吧,我是一个挺悲观的人。

  新浪娱乐:老崔还有自己的一种哲学,有自己完整的世界观;但是更年轻的摇滚人好像没有这样的机制,依赖直觉去做音乐和生活……

  盛志民:老崔一开始也是靠直觉,后来才自觉发展出自己的这套世界观,这种生活态度。这些人,其实一开始都和老崔一样,但是后来他们没有做这样一层转换。这个转换如果出现的话,也许一切现在会不一样。这是很重要的区别。

  为什么他们没有做这样的转换呢?当然有个人修养、一些很个人的问题,但是当时他们被人扔在那里,做这样的转换的确会变得很难。

  滚石这件事,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对一个创作人来说,LANDY(当年组织“中国摇滚乐势力”的魔岩掌门人张培仁)一定一开始是一种由内向外的力量,他自己被这种文化吸引,他为它感到兴奋;但是他来了,这个东西迅速被资本所控制,而资本的要求是另外一个要求。对LANDY来说,资本的力量和内心的力量,都需要他去做这样一个平衡,但是这个平很是达不到的。最终,资本的力量一定会战胜内心的力量。这不是只有摇滚才有的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

  这也是我作品要谈的东西,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商品给你带来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新浪娱乐:什么是好的纪录片……

  盛志民:我没有拍过纪录片,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要做的是和其他国内记录片不太一样的作品,我自由地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拍。我一定要求有制作,那些细节的工作我有所要求。我不追寻某一种模式。

  新浪娱乐:片子用了多少成本?

  盛志民:没有办法算成本,我自己都没有任何收入。南都给的设备,不少朋友帮忙。剪辑的时候是很纠结的,很多访谈内容没有放在电影里,很多我的追问,他们的回答都非常有意思,我考虑把这些内容放在一本书里。

  新浪娱乐:谢谢你接受采访。

  盛志民:谢谢。

   《再见乌托邦》介绍(鸣谢HKIFF):

  纪录片《中国摇滚乐势力》两年前借“焦点导演:邱礼涛”重温过,盛志民(第31届,《浮生》)就以头号乐迷的率性,来个时代大回顾。由一无所有,到冷暖自知,到黑色梦中,大陆的第一代摇滚乐手创造出如流星闪耀的理想年代,旋即遇上MP3和商业主义的大环境,超女也来了,第一代也成为被背弃的一代。但崔健、窦唯、何勇、张楚这群孤独的人一点也不可耻,经历了理想破灭,过来人道出时代的精神状貌;他们如今还是不折不扣完整的音乐家,走在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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